毛泽东早期撰写的部分调查报告
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专列上召开调研座谈会
编者按：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毛泽东同志不仅留下“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至理名言，而且带头深入一线搞调查研究，并亲手写就了大量不朽的调查报告。本刊今天特邀请专家详细介绍毛泽东早期开展调查研究的情况，回顾和学习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和理论总结，以期对我们今天更好地继承和弘扬这一传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提供借鉴和启示。
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他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一切工作的基础，而且把调查研究当作各级干部必须练就的基本功。毛泽东本人就是调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他在极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亲自做过无数次深入细致的调查。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他就在农村专门做过十几个系统的调查。这里，我们仅从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的几个调查报告，探寻这位历史伟人是如何进行调查研究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调查研究的理论思考和总结。
毛泽东早期做了大量的调查，写下了许多调查报告
对早期在严酷革命战争环境下所做过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及形成的调查报告，毛泽东有着极为深刻的记忆。但由于条件和环境恶劣，一些调查报告损失了，毛泽东曾痛心地说：“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除了已经痛失的“永久也不会忘记的”调查报告以外，一些有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保留了下来，其中仅大革命时期至少有七篇调查报告得以保留，后来收入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分别是：《中国佃农生活举例》（1926年）、《寻乌调查》（1930年5月）、《兴国调查》（1930年10月）、《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
从这些调查活动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凡作调查，目的都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调查期间都是亲自做记录，结束后又亲手撰写调查报告。他认为：“要自己当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
《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毛泽东最早的一篇比较完整的调查报告。这次调查是毛泽东在1926年做的，主要是了解佃农生活的整体状况。这份调查报告后来被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教材，为从事农民运动的人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寻乌调查》，记录了毛泽东早期“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活动，主要是了解城镇商业。毛泽东说在这之前“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自开始从事调查研究活动以来，他认为：“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
《兴国调查》，使毛泽东开始有了“农村的基础概念”。了解中国农村，历来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重点。因此他在江西的兴国县永丰区农村作了一次“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的农村调查。“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
《东塘等处调查》，是毛泽东紧接着兴国调查后做的一个专题调查。这次调查是毛泽东在红军行军途中做的，主要是想了解“这些地方的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毛泽东说，“在这次调查前，我对于那些情形的观念是模糊的”。调查后发现，“哪晓得实际情形完全两样”！
《木口村调查》，可以说是毛泽东做过的最短的一次调查。这是毛泽东等人途经吉水县一个叫木口的小村子吃午饭时，利用短暂的时间做的一次专题调查，目的是了解“村政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
《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是毛泽东为了总结和推广基层工作经验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建立以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治理国家的探索。但是，人民政府如何管理，苏维埃政权如何运转？一切都很陌生。毛泽东认为，必须找到一些典型经验，推广一些基层好的做法。这才有了1933年11月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毛泽东早期留下的大量详尽的调查笔录和他自己整理的调查报告，是我们党的一笔巨大财富。仅从上述七篇留存下来的调查报告看：长的达几万字，可以说是调查报告里的一份巨著，如《寻乌调查》，共五章三十九节，8万多字；《兴国调查》，也有3万多字；《长冈乡调查》2万多字；《才溪乡调查》1万字左右。也有短的，如《东塘等处调查》，有5000字左右；《中国佃农生活举例》，3000字左右。更短的是《木口村调查》，不足2000字。这些调查报告，不仅为当时党和红军了解农村和城镇的情况，研究革命斗争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丰富、详实的第一手材料和重要依据；而且为后人研究中国农村和城镇的经济、政治和各种社会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毛泽东早期调查的几种方式和特点
（一）解剖麻雀式的调查方式，观一点而知全貌
解剖麻雀式的调查，是毛泽东早期常用的调查研究方法。在《中国佃农生活举例》这篇调查报告中，采用的就是这种调查方法。为了解中国佃农的生活状况，毛泽东找来自己家乡的壮年佃农张连初，首先了解他的家庭基本情况，进而详细分析他家里包括食粮、猪油、灯油、茶叶等在内的“支出之部”，以及包括“田收”、喂猪、工食省余等在内的“收入之部”。通过分析这些详实的家庭情况，毛泽东得知：如果没有天灾人祸，这户细农“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由此毛泽东分析道：“穷苦佃农总是老实者多精明者少，在生存竞争十分剧烈之今日农村，此点关系荣枯极大”；“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事实上佃农不能个个这样终年无一天休息地做苦工，稍一躲懒，亏折跟来了”。毛泽东认为：“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中国佃农的苦难，“在中国现时重租制度之下，是极其普遍的”。
（二）短暂的专题调查方式，及时纠正政策和认识上的偏差
针对一些突出问题及时采取专题性的临时调查，也是毛泽东常用的调查方法。为解决这些问题或纠正认识偏差，毛泽东经常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做一些短暂的针对性极强的专题型调查。木口村调查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次调查是在行军途中利用一次吃午饭的机会做的。对这个只有200人的小村子，毛泽东逐一分析了村政府办事人员的成分和“本村共杀了七个反动派”的情况，得出结论：“证明小地主富农当土地革命深入时，有许多人是要走向反革命方面的。”但也提出疑问：“这七个人是否每人都应该杀，却是问题。”这个调查虽然规模很小，但针对性强，通过调查发现了一些我们党在对待地主阶级的政策上可能存在的偏差和问题。
（三）大规模的系统性调查方式，详细摸底了解情况
对于一些重大的深层次问题，只要时间和条件允许，毛泽东都尽量采取详尽、系统的大规模调查方式。寻乌调查就属于这一类。在寻乌，毛泽东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参加调查会的人员从20多岁到60多岁，有杂货店主、职员、小商贩、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城郊乡苏维埃主席等不同职业。调查报告中介绍了寻乌的全貌，重点讲了“寻乌的商业”。里面所列各个行业的情况，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为什么要如此细致？毛泽东道出了真实想法：“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毛泽东认为自己到了寻乌，才有了这样的机会，“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对于这样的机会，他不仅自己表示“不胜欢喜”，而且提请党内同志注意：“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对于一些重大决策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必须首先把基本情况调查研究透，把研究方法搞对头，“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
（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弥补所看材料和报告的不足
不满足于看材料和报告，而是抓住一些具体问题采取具体分析的方式进行再调查，是毛泽东特别注意的调查方式。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从实际出发和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过程。如果仅限于看材料，依赖别人的调查结果和报告，是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所做的兴国调查，就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最强调的就是一定要对具体情况、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他在撰写这篇调查报告时特别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
（五）研究总结典型经验的调查方式，把基层好的做法向更大的区域推广
对一些典型案例进行调查研究，善于发现、总结并推广基层工作中创造的鲜活经验，是毛泽东常用的方法。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就属于这一类。在做调查之前，毛泽东发现，在苏区工作中，往往党的任务提出了，许多工作计划也发布了，但在怎样动员群众去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方面，却出现偏差。怎么办呢？毛泽东提出：“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毛泽东提醒人们：要善于发现基层创造的新鲜经验，“在许多地方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很好的方法，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上级苏维埃人员的一种责任，就在把这些好的经验收集整理起来，传播到广大区域中去”。毛泽东明确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在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中，毛泽东研究总结的鲜活经验包括“代表会议”“检查制度”“群众生活”“劳动力调剂”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并提出这些好的经验和办法，“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一些理论思考
毛泽东在开展实地调查的过程中，始终注意把调查研究中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来进行思考。他的一些理论思考，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作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源泉。
（一）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早在1930年5月做寻乌调查期间，毛泽东就从理论上总结了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在这次调查期间写下的《调查工作》一文中，对调查研究活动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论断。他还明确提出了“必须努力做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等重要论断。在长冈乡调查中，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中，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精髓的毛泽东思想开始有了雏形和基础。
（二）调查研究“是决定政策的基础”，“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毛泽东在早期调查中撰写《调查工作》一文时就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就是说，一切决策、论断、结论，都来自于调查研究；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必须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在谈到我们党的成功经验时曾经说过：“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为此，他在1961年1月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倡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重新强调：“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4、235页）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在决策上发生缺点错误，根本原因在于放松了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他在谈到自己的实践经验时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他明确指出：“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
（三）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前提，“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恶习，不断地侵袭着党的肌体、影响党的作风。毛泽东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他提出的各种克服上述坏习气的办法中，调查研究，就是一个基本的办法。1941年8月1日，毛泽东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时表示：“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为了在全党确立好的风气，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作者系《党的文献》常务副主编）
责任编辑：孟育建